作者：杨光慧杰

指导老师：李青峰

本文荣获2023年“超星杯”山西省高校大学生书评大赛优秀奖

民国的故事，总是带着些许悲伤与不甘，好似在子夜之中漫步前行，从未停止憧憬，从未搁浅幻灭。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民国时期嘈杂的背景。又有人问，那民国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只需要依靠两个字就能解决— —茅盾。

曾有一个时代，男子投身务实业，笔下文章著，只为民族兴。女子也会白描世态炎凉，谋爱，谋自由，谋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他们在芳华待灼之年履践致远，在漏尽更阑之时挑灯看剑，离家去国，行而不辍，绵长岁月致力于在壮阔山河里游走，坐看千百夜，未敢忘忧国，是为民国。在这个前路漫漫而又不知所归的时代中，一位名为沈德鸿的作家以“茅盾”为笔名，以笔为剑，以墨为锋，以字为刃，为我们书写了一篇史诗，描绘了一个时代。这篇流传至今的史诗之作便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子夜》。翻开《子夜》，纸张有些古旧，有些泛黄，像是一场民国二十年的雨下到至今，浸湿读书人记忆里的幻夜，敲入旧事向我们娓娓道来。每一笔勾勒，每一抹痕迹，似乎都承载着跨越时代的回忆。那么今日，便由我来带大家走进那茫茫的子夜之中。

“天亮之前有一个时候非常暗，星也没有，月亮也没有。”故事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在那样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时代，上海的灯红酒绿就好似一个陷阱，使人沉沦直至迷失自我的陷阱，文章开篇吴老太爷的不适应直至呜呼而去，但是在这一时刻引起主角吴荪甫关注、痛心的竟然不是老父亲的意外离世，而是双桥镇农民暴动致使他在家乡财产损失的这一事件,看似是在批判吴老太爷的迂腐守旧与吴荪甫的利益至上，实则又何尝不是对现代都市纸醉金迷景象的一种警惕。就在这样醉生梦死令人疯狂的上海，茅盾先生开启了他的创作，描写一九三〇年的中国社会现象。书中人物多至八九十，主角有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青年等四大类。书中故事，除以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的利害冲突为总结构外，又包括了许多相互关联的小结构，如农村骚动，罢工，公债市场上的斗争，青年的恋爱等等，成为复杂生动的描写。全书文字多至三十余万言，而首尾经过的事件不过两月，即此可见全书动作之紧张^[1]。民国时期的混乱，商人之间的利益纠葛，工商之间的利益纠葛，男女之间的情感纠缠，华丽背后的酒肉池林混杂在一起于纸张之上暴露无遗，最后的最后，无论是吴荪甫的满盘皆输，赵伯韬的荒淫腐朽，屠维岳的凶恶毒辣，林佩瑶的抑郁孤独，都正与开头吴老太爷的死相勾连呼应，其本质正是他们都陷入了上海那吃人的陷阱之中，而这样的结局，也是茅盾先生对“民族资产阶级能否救中国”问题的回应。

除《子夜》中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其中对于人物的“典型性格”塑造亦是我向大家推荐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子夜》之成功，在于作家取精用宏、用心摄取时代民族资本家之大成以创造出吴荪甫这一人物典型形象。茅盾笔下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有 “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有 “活跃的生命力，刚毅、顽强、果断的铁腕与魄力”，更有“现代科学管理的经营之才”，茅盾先生称他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奈何天不怜取眼前人，小说中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最终难逃破产的厄运，充分说明了当时旧中国错综复杂、诡异多变的政治生态环境只能导致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性结局。他喟然长叹，却又无可奈何，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只能因无法实现而走向英雄末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茅盾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观将吴荪甫的性格刻画为一个鲜活又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心怀拯救民族大业的民族情怀，但另一方面，他最终却因为个人利害而选择剥削与压迫劳苦的工人群众。他是矛盾的，但往深处想，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茅盾又何尝不矛盾呢？或换句话说，正因茅盾先生对人物典型两面性的深刻认识，茅盾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茅盾。除主角吴荪甫外，茅盾在《子夜》中还描绘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有普写的工农群众，他们为自己的生活而辛勤工作，为自己的未来而勇敢斗争，他们是书中最朴实也最伟大的一类人；也有狡猾阴险的赵伯韬为一己之私欲而去充当西方帝国主义打压中国民族工业的走狗；恬不知耻，出卖尊严，被打断双腿却甘愿躺在地上喊舒服的周仲伟；在农民暴乱之下流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通过剥削农民以满足自身享乐，同时多次投机取巧，扰乱债券市场的冯云卿；虚伪软弱、表面风骨，实则小人作态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也都在茅盾先生笔下各具有特色。

茅盾先生在批判封建地主阶级，叹息民族资产阶级，揭露买办资产阶级的同时，还写到了映射中国共产党的工人农民阶级，如文中简介描写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以及结尾出现的红军革命。一个社会的兴替就是这样，注定有一批人的灭亡，有一批人的登场。区区的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就将这一深刻的主题表现的含蓄而不失力度，而这正是茅盾先生的功力所在。这些描写有如吴老太爷初到上海时所见的灯火酒绿、纸醉金迷之情景，也有如代表不同阶级的各色各类人物因吊唁齐聚吴公馆时和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描写：林佩瑶表面的隐忍与精神上的出轨，林佩珊情感认知上的懵懂幼稚与行为上的大胆随意，冯眉卿的虚荣享乐与蒙昧无知，张素素对现实的厌恶及追求强烈刺激的渴望，蕙芳在新旧思想之间的矛盾与反叛等等，展现了都市上层女性情感世界的不同面影。而混迹于都市上层的知识分子则过着寄生虫般的日子，尽显其庸俗颓废：经济学教授李玉亭的掮客身份和以金钱为中心的婚恋取舍，诗人范博文的清高自赏与现实生活中的落魄无能、自伤自怜，留学法国的杜新箨及时行乐、沉迷于醇酒妇人的颓废主义，大学生吴芝生、杜学诗的高蹈空谈、无所事事。这些整日寻欢作乐、不乏精神痛苦又无力自我突破的人物生动展现了都市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灵魂堕落^[2]。更有如吴荪甫家乡双桥镇爆发了农民暴动，愤怒的农民活捉了恶霸地主曾扒皮；还有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发动并举行的“五卅运动”纪念游行、裕华丝厂工人开展的武装斗争等。更加可贵的是，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曲折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力量如日中天，日渐强大。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阶级，集中体现了一个微缩的上海，囊括了这个城市与时代所有登上舞台的力量，其中什么是已然衰败的，什么是方兴未艾的，什么是外强中干的，什么是邪恶腐朽的，我想茅盾先生已然在他的文字中给出了我们想要的答案。

道完简要情节、人物形象及环境描写后，我们不妨再来浅析茅盾先生于《子夜》一书中所放置的艺术手法与主题思想。

《子夜》一书之影响深广，单从其中所用艺术手法来看便值得我们去一遍遍反复感受体悟。除我前文所提“典型性格”的人物塑造外，《子夜》一书在结构上在当时来说乃至整个中国文坛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书中挣脱传统的“移步换景”的小说写作手法，而是贯以一种复杂的多线模式：以吴荪甫施展抱负和悲剧命运为主线,来编排故事,描绘人物,铺叙场面,从而描述了广阔的社会画面,又把纷纭复杂的支线编织得井然有序,形成一个密集的蛛网式的结构。《子夜》不仅在整体布局上勾勒出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史诗般宏阔的历史画卷，而且对细节描写的笔触也极为委婉细腻，尤其在剖析人物心理的笔法运用上，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这一艺术特色，他这样称赞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3]。文中有写到众多资本家公债交易中合作投机活动，亦写到他们内部互相商战的明争暗斗，还有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的罢工、农村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以及诗人、太太和小姐等空虚庸俗的生活与其复杂的心理。五条线索既独立发展又相互关联，本质上映射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全貌，同时体现了茅盾先生在《子夜》中的另外两个主要艺术特征：写实主义与社会剖析。

先说写实主义，《子夜》一书被视为写实主义高峰的代表作品，虽然历来读者对《子夜》的价值和艺术成就有诸多分歧，但是都近乎一致地认可《子夜》的“时代性”,他们称赞《子夜》是“真能表现时代的”,是“直接描绘时代的脉搏和变动的大图画的长篇”,它“把握着一九三○年的时代精神的全部”。时代性是茅盾一贯的创作主张，他认为，小说的时代性不仅应该包括“表现了时代的空气”,而且应该包括“一是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要实现这样的时代性，作者“须先准备好一个有组织力，判断力，能够观察分析的头脑”。《子夜》便是茅盾实践上述文艺主张的重要作品^[4]。其中有关时代性的突出表现便是将我们认识中对于各阶级固有的刻板印象进行了生动诠释。在我们固有认识中，地主阶级便从来都是封建顽固的，资产阶级便只知利己剥削，工农阶级便向来是被压迫的。但在茅盾先生的笔下，吴老太爷早期也是一位怀揣“革命”思想的“维新党”，吴荪甫有胆识，有自信，有魄力，有远见，有手腕，有策略，同时也有民族情怀和实业救国之梦，工人农民们也知为自己的利益与前途而罢工、暴动。茅盾对于各阶级人物的真实描写使之不再是干巴巴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我们可以由此看出茅盾先生充分注意了生活的复杂性，尤其是注意了人及其关系的复杂性。同时他在创作《子夜》时的构思和搜集过程中反复调查研究，所以他对商战细节上的刻画与产业界、金融界内勾心斗角的抒写也更为可信，这也是茅盾先生真实客观创作特征的一个表现。

讲完写实主义，进而也就引出社会剖析这个名词，而《子夜》正是社会剖析小说文学范式的首创与代表，这也是此书值得我们去潜心阅读的又一重要因素。《子夜》展开社会剖析所依赖的观念、思维和方法。子夜已至，黎明不远。明明是黑暗的深夜，却又是黎明来临前的畅想。尽管《子夜》开创了“社会剖析小说”的先河，但是，茅盾他本人却“志不在此”。他所念兹在兹的，是对现实中正在发生着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反映，是对革命者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的表现。茅盾在剖析社会的同时，将“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纳入到了此类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从而实现了“剖析社会”与“叙述革命”的有机结合，为此后以“社会”“革命”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范本。或者说，对社会的剖析是内在于这种“民族—国家”想象之中的^[5]。此理正契合吴组缃先生所说：“《子夜》在消极的意义上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没落，在积极的意义上宣示着下层阶级的兴起。”

联系上文与历史来看，吴组缃先生所说的兴起阶级正是无产阶级，《子夜》作为“五四”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长篇小说之滥觞，茅盾先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创作思想，以客观之精神全力跳出历史局限性的怪圈，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现实地、全貌地、深层次地反应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旧中国广阔真实的社会生活，文中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与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与历史观，与现实革命斗争的直接联系，都是体悟《子夜》的社会剖析功能及其首创的新文学范式之关键。也正由此理解，我们才从茅盾先生写实主义和社会剖析的艺术手法中内在感受到了其宏大的主题思想：再现三十年代初社会波澜壮阔的画面，揭示民族资产阶级在黑暗中艰难求生的悲剧命运，以及子夜之中艰难前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但随着工农革命力量的逐渐壮大，中国人民即将也必然将度过“子夜”的漫长黑夜，迎来黎明的胜利曙光！茅盾先生在充分反映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成就了一部名叫《子夜》的史诗之作。

在这茫茫的子夜中，各阶级的人寻求中国未来的命运，有人就此销声沉沦，有人四处碰壁，亦有人夜里挑灯看剑，默思前路。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时刻，可这最黑暗的时刻终归也会过去，从这第一丝曙光出现，这巨大无比的黑暗就注定要退散，天色终归要亮起来……